如果说龚照瑗将张弼士引入国门，那么盛宣怀则把张弼士引进了“家门”———烟台。张裕能与烟台结缘，全凭盛公在其中引针走线。
且不说盛宣怀在北洋通商新政中如何红极一时，单说他在烟台乃至胶东的十面威风，就让许多人“谈盛色变”。先听听他的官职，登州、莱州、青州道尹兼东海关（均设烟台）监督，既是烟台百姓的父母官，又是统领胶东水陆的一方诸侯，此外他与东海总税务司英国赫德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盛宣怀与张弼士倒有些缘份，都是实业兴邦的热心者。1891年当盛公电邀张公来烟台时，他们二人各怀心思。盛公想在烟台兴办铁路、开发矿山，他看中了张弼士囊中满当当的银元；而张弼士则迫不及待地想在烟台创办张裕，他相中了盛公在烟台不可一世的权力。
于是，张盛二人各取所需，一拍即合，立志在烟台大干一番。两人倾心相谈，话题涉及到张裕玻璃瓶怎样造，酒师何处寻等细枝末节，不能不说是人逢知己，话语投机。
创建张裕，烟台的坐地大户首先发难。张弼士不是想买地皮建厂吗？不是不卖，就是索价昂贵。他们却忘了张弼士是权倾一时的盛大人正用得着的人物，张弼士看中哪块地面，盛公就给哪块，何须地方势力指手划脚。
盛公官运亨通，1892年又到天津卫走马上任去了，头衔是天津海关道尹兼海关监督。张弼士瞅准机会，即请盛公在天津搭桥，促成张裕申办事。直隶总督府即设在天津，这座府衙可谓统领洋务运动的中枢所在。凭着盛宣怀与北洋大臣李鸿章、总督部堂王文韶的特殊关系，申办事终有眉目，清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）八月初四，公司呈文再由清廷专摺奏准，当时还执有李、王二大臣奏明发给公司的准照。张裕有了盛宣怀等大人物撑腰，还有免税三年，专利十五年的特殊待遇，一时气势如虹。
